自1975年中國和東盟建立經常性雙邊經貿合作協商機制以來，雙邊經貿保持頻繁和密切的發展趨勢。

　　近年來，全球化逆轉、全球貿易保護主義甚囂塵上。在新冠疫情持續影響下，全球金融市場大幅動蕩，多國經濟低迷，中國和東盟貿易卻逆勢發展，2020年1至4月東盟成為中國最大的貿易合作伙伴。雙邊貿易結構繼續優化，合作領域不斷深化，深刻影響著雙邊、次區域和區域的經貿戰略關系。

　　通過分析影響中國與東盟貿易的內外部因素、雙邊貿易商品結構特點和國別特性等，本文展望了中國與東盟貿易的總體發展趨勢，提出促進中國和東盟貿易發展的政策建議。

　　貿易結構不斷優化升級

　　“中國從東盟進口的商品中初級產品和農產品地位穩固提升，并且機電產品從以進口為主轉變為以出口為主，對東盟的勞動密集型產品出口占比亦有所收縮。因此，中國對東盟的雙邊貿易結構得到不斷的優化和升級。”

　　自上個世紀70年代建立經常性雙邊經貿合作協商機制以來，中國和東盟貿易呈現快速發展態勢。1975年起，中國和東盟各國相繼簽訂了貿易、航空、海運、投資保護、避免雙重征稅等一系列雙邊或多邊協定，雙方相互給予了最惠國待遇。經常性雙邊經貿合作協商機制的建立，便利雙方互利往來。2000年以后，中國和東盟貿易互補性持續增加，2019年中國從東盟進口商品總值2816.7億美元，占全年進口總額的比重為13.59%。從不同國別來看，中國從馬來西亞和越南進口總值最高，均達600億美元以上。2019年中國對東盟出口總額為3602.8億美元。其中，對越南、新加坡和馬來西亞出口貿易規模最大，均超過500億美元。2020年1至4月，受新冠疫情擴散、英國“脫歐”等因素影響，東盟成為中國最大的貿易合作伙伴。

　　中國與東盟雙邊貿易商品結構也在持續優化。上世紀90年代前，中國對東盟國家的貿易商品結構主要表現為以資源型產品為主，2000年后向機電產品和高新技術產品為主的趨勢轉變，貿易互補性增強。上世紀90年代以前，中國對東盟的出口以農副產品和輕紡產品為主；進口以原材料等初級產品為主。90年代之后，機電產品和高新技術產品進出口數量和比重均逐年上升。2000年中國對東盟出口機電產品約占東盟出口的40%；從東盟進口的機電產品和高新技術產品在2000年分別占東盟進口總額的43%和32%。

　　2000年以來，中國和東盟的貿易結構的互補性顯著增長。一是隨著中國需求的增長，初級產品在中國從東盟進口的商品中占比提升；二是中國從東盟國家進口的農產品比重增加，且品種類別多樣化；三是中國從東盟進口的能源產品增速較大，但占比有所減小； 四是受外部市場需求疲軟、人民幣升值導致的企業生產成本上升等因素影響，2008年以來中國對東盟勞動密集型產品出口增速明顯放緩；五是近年來中國對東盟出口的機電產品保持明顯的增長趨勢，機電產品進口比重降低。由于東盟是中國最重要的電力工程承包市場之一，中國和東盟的新加坡、越南、馬來西亞等國電力工程合作項目拉動了中國對東盟的機電產品出口。

　　受新冠肺炎疫情的擴散和嚴格的國內隔離防控措施影響，2020年一季度，我國外貿進出口同比下降6.4%，但我對東盟進出口卻逆勢同比增長達6.1%。中國2019年對主要貿易合作伙伴歐盟、美國、東盟、日本和韓國的出口分別占全年出口金額的17.12%、16.72%、14.41%、5.73%和4.23%。隨著疫情的發酵和中美貿易關系摩擦的加劇，2020年一季度，東盟反超美國成為僅次于歐盟的中國第二大出口貿易合作伙伴，出口占中國一季度總出口的16.2%。從今年4月的數據來看，中國與東盟、歐盟及美國的進出口在總額中分別占比14.4%、14.3%和11.6%，東盟作為中國最大貿易合作伙伴國之一的地位得到了鞏固和提升。5月東盟略落后于歐盟，在我國進出口總額中占比14.1%，但東盟的重要貿易合作伙伴地位依然不容小覷。

　　東盟在我國貿易合作中地位上升的原因從內部來看，在貿易行業類別的層面，一是能源貿易合作增速較快，對中國與東盟的貿易整體拉動率達1.7%；二是中國對東盟的集成電路貿易增幅較大，拉動中國和東盟的進出口貿易整體增長3.3%；三是中國與東盟的農產品貿易合作發展較快，這直接受益于中國和東盟簽訂的相關協議，自貿區實施的紅利進一步得以釋放，貿易門檻得以降低。

　　從外部因素上看，一是中美貿易摩擦的升級對中國和東盟的貿易起到刺激作用。鑒于存在貿易替代效應，貿易摩擦之下，中美兩國均增加從中美之外經濟體的進口。在這方面，中國從馬來西亞、越南、菲律賓和泰國的進口具有較大的增長潛力。一些跨國公司傾向于將生產轉移至中美之外的國家，越南是生產轉移的重要目的地。而投資對貿易的拉動效應將對東盟的外貿整體起到促進作用。二是目前類似英國“脫歐”的大事件是標志著全球化進入減速轉型階段的跡象，雖然全球化的總趨勢并未改變，但全球化減速的新階段可能對中國原本的貿易結構和發展趨勢產生影響，改變長期的貿易慣性。三是新冠疫情下美國和歐洲經濟損失慘重，影響其與中國的進出口規模。各國較為嚴格的入境管制措和防控措施，加之國際航班的削減對于中國與歐美等國的商品和服務貿易產生不利影響。

　　隨著美國和歐盟等主要貿易國與中國的外貿受到沖擊，東盟各國和中國相互依賴程度加深。從短期來看，未來半年內美國疫情將依然嚴峻，且近期美國國內局勢動蕩加劇，疊加英國“脫歐”后歐盟經濟深受疫情沖擊，東盟年內依然有機會成為中國最大的貿易合作伙伴。隨著全球疫情的結束，中美貿易摩擦的緩解，美國也存在增強與中國貿易關系的可能性。中長期來看，可能形成歐盟、東盟、美國保持與中國最為密切的貿易合作關系，三個經濟體均存在成為中國最大貿易合作伙伴的條件和動力。

　　貿易合作前景良好

　　“從經濟增長前景、勞動力供給和成本、雙邊國際分工以及區域經濟一體化各方面來看，中國和東盟貿易發展前景依然廣闊。”

　　雖然疫情之下中國和東盟貿易發展環境不利，但從經濟增長前景、勞動力供給和成本、雙邊國際分工以及區域經濟一體化各方面來看，中國和東盟貿易發展前景依然廣闊。東盟階段性地成為中國最大貿易伙伴絕非偶然。

　　東盟各經濟體發展增速較快，成為拉動全球經濟增長的重要引擎。經濟體量持續增長和人均GDP水平上升將為中國與東盟經貿關系發展創造良好的需求環境。

　　東盟部分成員國人口眾多，人口密度較大，為產業轉移提供了豐沛的低成本勞動力。廉價的勞動力是東盟在國際分工切入全球產業鏈的優勢所在，能夠吸引成本驅動型的外商投資，直接加入中國等貿易合作伙伴的加工環節。隨著中國勞動力成本上升、資源價格升高和人民幣升值，中國境內外貿加工企業的利潤收縮，部分外資企業就轉移至東南亞。從2008年金融危機以來，隨著中國制造業成本的提升，有35%以上的鞋類產品訂單被轉移至東南亞。東盟國家較為低廉的勞動力能夠支撐其成為勞動密集型產品的出口國，中國與東盟的經貿關系也將進一步穩固和加深。

　　中國在國際分工中地位逐漸升級，導致中國和東盟的貿易互補性穩步增長。中國曾基于比較優勢參與國際分工，依靠勞動力成本和數量優勢成為勞動密集型產品主要的輸出國。由于中美外貿關系受到中長期的負面影響，中國與其他區域經濟體的經貿合作則可能趨向密切。隨著中國的企業創新技術水平和產業素質的提升，中國在國際分工中的地位逐漸升級，中國產業在全球產業價值鏈分工中正在由低端上升為中高端的過程中。由于東南亞人口基數較大和勞動力成本較低，勞動密集型產業轉移至東南亞成為必然發展的趨勢。在東盟從產業轉移中獲益的同時，中國也由于產業升級，中高端技術產品出口和知識密集型等服務貿易結構優化的趨勢加強，東盟和中國之間的貿易互補性正在穩步增長。

　　區域產業合作擴大，促進區域經濟一體化發展。在中國和東盟經濟體貿易商品結構優化的同時，產業領域的合作正在進一步深化。中國和東盟依據各自的產業結構特性以及發展優勢，通過多種貿易方式深化農業、制造業、服務業等領域的溝通及合作；基于產業鏈，最大化雙邊的互補性，推動區域經濟一體化發展。具體來說，加深廣西、云南等省份在資源稟賦、地理區位的優勢，將資源和勞動密集型的產業向中西部邊境城市乃至于周邊國家轉移，優化國內的經濟發展結構；利用良好的經濟互補性，實施中西部和東盟國家的跨區域、跨境合作，如利用云南優秀的地理地質條件，推進其與東盟的水電能源、邊境旅游資源的綜合開發和深度合作。伴隨著我國電子商務、數據挖掘、人工智能等領域的發展，我國的服務貿易結構繼續優化，將促進中國面向東盟出口產業的多樣化發展。

　　在區域經濟一體化迅速發展的同時，中國與東盟各國在高質量共建“一帶一路”方面達成深入廣泛共識，東盟日益成為高質量共建“一帶一路”中成效顯著的地區。如果東盟“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將人民幣作為其國際經濟活動的關鍵貨幣，在貿易和投資中更多使用人民幣，有利于防范和降低區域內金融風險，提升東盟作為中國第一大貿易合作伙伴的穩定性。中國較為平穩健康的經濟發展水平將為人民幣在“一帶一路”沿線東盟國家的“貨幣錨”地位提供良好支撐。雖然東盟國家大多還是存在參照美元體系的慣性，但隨著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改革的推進以及人民幣國際化程度的提升，加之經濟的穩定發展及市場體量的擴張，人民幣將逐漸獲得其在東盟國家主要的貨幣參照錨地位。

　　東盟是“一帶一路”建設的重要區域，而“一帶一路”為雙方共同打造貿易暢通、設施聯通、資金融通、政策溝通和民心相通提供了較好的政策環境，還可促進中國和東盟各國經濟增速平穩增長，促進雙邊貿易和投資的便利性。由于地理相近、物流成本較低、貿易商品互補性較強、區域產業合作加深、“一帶一路”深入推進，中國和東盟的貿易關系必將獲得長足發展。

　　拓展經貿合作機會

　　“隨著中國和主要東盟國家貿易合作的不斷發展，中國各省市和東盟各國的合作以及各種形式的次區域經濟合作等多層次的經貿合作方式亦不斷協同推進。”

　　目前全球貿易保護主義肆虐，國際貿易和投資發展面臨較為嚴峻的挑戰。為更好地促進中國與東盟經貿關系發展，具體提出如下政策建議：

　　第一，利用自由貿易協定，減少雙方貿易壁壘。準確把握好自由貿易協定作為中國-東盟自貿區法律基礎的重要性。充分利用自由貿易協定的優惠條款，簡化雙邊貿易程序。加強區域信息服務平臺的建設，加大對于雙邊貿易程序及政策的解讀和宣傳。加強對于中國和東盟貿易發展的政策追蹤和評估，對可能存在的內外部不確定性進行IK預測，建立事前預警體系，減少潛在的貿易風險。

　　第二，提升金融開放程度，促進雙方金融系統互相接入。目前中國與東盟之間的金融開放程度不足，東盟并未放開在當地開設人民幣賬戶的限制。構建面向東盟的經濟金融合作通道，完善跨境金融交流機制以及強化人民幣跨境結算、貨幣交易和投融資服務，對推動中國和東盟的區域合作以及穩固雙邊經貿關系具有重要意義。2018年國務院同意將廣西建設面向東盟的金融開放門戶上升為國家戰略，為提高中國和東盟經貿合作水平提供良好的金融條件。

　　第三，調整和提升貿易結構，推動互補性貿易向均衡化發展。中國需要進一步調整和優化貿易結構，促進雙邊貿易的持續健康發展。對于存在互補優勢的貿易產業，可充分利用東盟國家相對豐富的自然資源，促進中國與東盟國家合作資源開發。這有助于緩解國內資源的缺口，同時也拓展東盟國家出口創匯的渠道。對于存在競爭的貿易產業，如機電、紡織等勞動密集型產業，隨著中國勞動力“紅利”逐步淡化，中國產業結構不斷調整升級，將部分中國需要調整的產業轉移去東盟國家。積極推進高新技術產業發展，鼓勵更多的高科技企業參與到中國和東盟的貿易中。

　　第四，以“一帶一路”為抓手，推動中國與東盟貿易關系進一步發展。基于快速、便捷和低成本的貿易通道，“一帶一路”將提高東盟各國的基礎建設水平，幫助部分中國企業將產能對外輸出，合理規避當前國際貿易關系面臨的各類風險，加強中國和東盟的經貿合作。

　　第五，提高人民幣在東盟國家的使用，便利經貿關系發展。一是繼續推動人民幣成為大宗商品的計價貨幣。能源等大宗商品在中國和東盟的雙邊貿易中處于較為重要地位。若這些貿易商品可以以人民幣計價進行交易結算，則東盟可以有效地規避由于美元幣值波動所產生的匯率風險，東盟相應的出口企業也可獲得較為穩定的出口收入。二是提高人民幣在產品定價中的話語權。擁有產品或工業原材料定價權可以使中國在國際分工中處于主導的地位。憑借我國的綜合國力，逐步取得大宗產品的定價權。三是推動人民幣成為電子商務計價的結算貨幣。中國的阿里巴巴、銀聯等知名電商企業擁有相當水平的跨境支付系統。應當鼓勵國內企業的通訊、網絡技術發展，根據東盟國家的文化傳統和支付慣性提供有東盟特色的人民幣結算服務，便利雙邊經貿關系發展。

　　第六，促進南向通道等區域溝通及合作機制落到實處。2018年中國10個西部省區共同提出合作共建南向通道的“重慶倡議”，利用鐵路、公路和海運等多種運輸方式，由中國重慶向南經貴州等省份，通過廣州北部灣等沿海沿邊口岸，通達新加坡和東盟主要物流節點，實現全方位、多層次、戰略性的互聯互通。推動南向通道落地可以給予中國西部地區和周邊東盟國家經貿往來、人員溝通、文化交流等更多的便利，促進中國“陸海內外聯動、東西雙向互濟”的開放新格局。

　　隨著中國和主要東盟國家貿易合作的不斷發展，中國各省市和東盟各國的合作以及各種形式的次區域經濟合作等多層次的經貿合作方式亦不斷協同推進。自2006年以來，中國與東盟各國共同創建次區域合作機制。中國與柬埔寨、老撾、緬甸、泰國和越南2016年形成并啟動了瀾湄合作機制，從互聯互通、產能、跨境經濟、水資源、農業和減貧五個領域，拓展合作機會，推動城市化進程和青年交流等。中國和由文萊全部、馬來西亞、印尼、菲律賓三國的部分地區構成的東盟東部增長區保持良好的雙邊關系，雙方在農業、能源、漁業基礎設施建設等領域合作較為密切。次區域合作有助于拉動雙方經貿合作，實現中國和東盟的經濟結構合理調整，向更高端的產業鏈布局，最終推進各層次區域經濟的共同發展。未來應采取切實舉措，持續推動各類區域合作機制穩步落到實處。

　　（連平系植信投資首席經濟學家兼研究院院長；劉璐系植信投資研究院高級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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