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民銀行近期印發了《金融科技發展規劃（2022—2025年）》（以下簡稱《規劃》），提出了新階段我國金融科技發展的“任務書”和“路線圖”。在新的歷史進程和政策背景下，明確了我國金融科技發展從“立柱架梁”全面邁入“積厚成勢”新階段的總體定位。

　　金融科技在過去的5年中發生了巨大的變化。一方面，在強監管、反壟斷背景下，一系列立法和政策相繼出臺，市場規則進一步厘清，金融科技的落地和應用找到了正確的角色和定位；另一方面，從支付掃碼互通、數字貨幣試點到人工智能（AI）、區塊鏈技術、大數據云計算技術的應用，科技在助力金融業數字化轉型和高質量發展的道路上永無止境。繼2019年8月《金融科技(FinTech)發展規劃(2019—2021年)》首次發布之后，中國人民銀行又于近期印發了《金融科技發展規劃（2022—2025年）》（以下簡稱《規劃》），提出了新階段我國金融科技發展的“任務書”和“路線圖”。在新的歷史進程和政策背景下，明確了我國金融科技發展從“立柱架梁”全面邁入“積厚成勢”新階段的總體定位。

　　趨勢一：緊扣“十四五”時期數字經濟發展戰略，構建全新“數字思維”習近平總書記指出，要“不斷做強做優做大我國數字經濟”。《“十四五”數字經濟發展規劃》明確了“我國數字經濟轉向深化應用、規范發展、普惠共享的新階段”目標。從數字經濟發展的總體戰略高度來透視金融科技發展，我們可以得出三個方面的重要認識：一是作為技術驅動的金融創新，金融科技是數字技術應用到金融領域的重要環節，數字化成為金融服務提質增效的關鍵驅動力，為金融服務實體經濟提供了更堅實的支撐；二是金融業為數字技術的應用發展提供了十分重要的場景，不僅帶動了大數據、云計算、人工智能、區塊鏈等技術的廣泛落地，也促使關鍵核心技術的迭代朝著更合理的方向發展，推動新型數字基礎設施建設不斷完善；三是金融監管能力在數字技術的支撐下獲得長足發展，監管科技不僅將帶動金融領域數字化標準和規則的不斷完善，還使得各方對于金融科技的風險防范作用有了更為深入的認識。

　　基于此，《規劃》將“數字驅動”作為首要原則，強調的是各有關主體要將數字化戰略提高到一個新的高度，不能還只是停留在“金融業務與技術手段兩張皮”或是“金融科技只是技術創新”的粗淺階段，而是要變革思維模式，從認識層面重構組織文化，將數字化理念貫穿到金融科技治理體系和服務實體經濟的各個環節。進而在“公平普惠”原則的指引下，通過更高水平的數字化建設，解決金融科技發展中存在的結構失衡、價值失范、體系失調等現實問題，使不同群體、不同區域、不同機構和不同場景之間的“數字鴻溝”不斷縮小。

      趨勢二：圍繞金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深化金融業數字化轉型提供“整體解決方案”《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2035年遠景目標綱要》提出，要“穩妥發展金融科技，加快金融機構數字化轉型”。過去數年間，我國金融機構的數字化轉型已呈蔚然之勢。特別是新冠肺炎疫情爆發以來，金融機構紛紛加大線上化、智能化運營力度，數字化轉型的升級和提速成為廣大金融機構的共識。

      盡管總體成效十分顯著，但金融機構數字化轉型依然面臨幾個較為突出的問題：第一，“大小金融機構間數字化發展‘馬太效應’尚待消除”這一點在大型銀行和中小銀行之間表現得尤為顯著；第二，不同行業金融機構間數字化步伐差異較大，金融科技實際上并不只是“銀行科技”，銀行業之外的金融機構在數字化轉型方面的效果并不突出；第三，很多金融機構在數字生態構建中的定位和目標不清晰。比如，過于注重場景生態建設，而忽視了產業生態和安全生態，導致其失去了數字化轉型的主動權，并且帶來潛在的金融風險。面對上述問題，《規劃》強調“以加快推進金融機構數字化轉型為主線”，是從治理結構、發展戰略、數據要素、敏捷創新、中臺建設、風控機制、智能營銷、智慧服務等多個層面，給各類金融機構提出全方位的數字化轉型“整體解決方案”。不僅是對過去數年間的金融機構數字化轉型經驗進行了全面梳理總結，更進一步提出了一般模式和實施路徑，為完善數字化轉型的理論、方法、評價體系奠定了基礎。

      趨勢三：深刻認識數據要素對于金融科技的重要性，實現從數據治理到數據價值的跨越數據要素已經上升為國家發展的基礎性和戰略性資源，“十四五”期間將成為數字經濟深化發展的核心引擎。在金融領域，數據要素天然地具有資源配置屬性。這是因為，金融的核心功能就在于通過降低信息不對稱和提高風險定價能力，來達到提升資源配置效率的目的，而數據在這其中發揮了關鍵作用。因此，在某種意義上可以認為，金融科技的發展就是數據要素在金融體系中的價值不斷深化的過程，數據要素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規劃》由此提出了深化金融數據要素應用、發揮數據要素倍增作用的目標，并從“強化數據能力建設、推動數據有序共享、深化數據綜合應用、做好數據安全保護”四個方面，系統闡述了釋放數據要素潛能的具體舉措。對于金融機構而言，數據治理是基本要求，要在企業層面建立協調一致、涵蓋數據全生命周期的數據治理體系和數據安全體系。在此基礎上，完善數據共享和應用場景建設，以市場為導向、以需求為牽引，充分發揮數據要素價值，打造基于數據要素潛能的核心競爭力。

       趨勢四：創新與監管齊頭并進，新技術支撐高水平金融服務和監管科技發展近年來，我國金融科技發展體現出兩個方面的鮮明特征。一是核心技術所驅動的金融創新給金融業態帶來了巨大影響，金融行業的組織形態和生產效率發生極大的轉變；二是監管科技的快速發展提高了監管效率，為糾正市場亂象和規范市場秩序提供了有力保障，進一步促進金融科技回歸金融本質，監管和創新形成了良性循環。在此基礎上，金融科技發展的定位更加明確，金融產品和服務的創新反而能夠獲得更好的支撐，科技的融合應用走向更為成熟的階段。《規劃》提出了“關鍵核心技術應用更為深化、數字基礎設施建設更加先進”的目標，并且立足于“金融服務的智慧再造”和“監管科技全方位應用”等領域，在技術創新和應用層面提出了多達30余項新技術的具體實施與應用場景，使得金融科技創新引領的路線更加清晰，服務于金融科技審慎監管的監管科技指向性進一步明確，不僅體現出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強的信心，也為市場和機構提供了可參照的技術布局圖景。

       趨勢五：數字綠色金融大幕開啟，金融科技成為綠色金融發展“助推器”在碳達峰、碳中和的背景下，“十四五”期間中國綠色低碳領域的投資和產業將迎來巨大空間，綠色金融將發揮越來越重要的作用。

       我國的綠色金融經過長期發展，在技術、市場和政策等方面已經積累了一系列成功經驗，形成了多層次的市場布局和產業基礎。但是，面對新的戰略目標和更高的要求，綠色金融在支持綠色低碳發展方面依然存在不小的挑戰。這其中，既有政策協調運行難度較大的問題，也有金融機構和企業能力建設不足的短板。從金融科技與綠色金融的屬性定位來看，金融科技的發展能夠在很大程度上提升金融支持綠色低碳發展的水平。其作為金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主要工具，通過與綠色金融體系的嵌套融合，是數字綠色金融發展的內生動力。《規劃》將“綠色低碳”作為基本原則之一，強調金融科技與綠色金融的深度融合，專門提出在綠色金融領域全方位地運用數字技術，更好地服務于綠色信貸、綠色債券、綠色保險、碳金融等金融產品和服務，并對環境效益和轉型風險進行監測分析。未來，隨著技術手段的豐富和應用融合的深化，金融科技勢必在綠色金融體系中扮演更為重要的角色，而這也需要監管部門、金融機構、金融科技企業和其他市場主體共同發力，形成金融科技與綠色金融深度融合的良好生態。

       趨勢六：進一步突出科技倫理治理，形成相關主體多方共治的金融科技倫理規范體系金融科技倫理問題是科技倫理治理在金融領域的自然延伸。由于金融科技的雙重價值屬性，金融服務中的普惠要求和人本取向本身就指向了“科技向善”的目標，其內在倫理問題顯得更為突出，這也是近年來關于金融科技的倫理討論持續引發關注的重要原因。從“堅持促進創新與防范風險相統一、制度規范與自我約束相結合”的要求來看，金融科技倫理治理問題涵蓋了主體和對象的兩個范疇。一方面，金融體系中的各相關主體需要構建與其特征要求相適應的行為規范，形成“多方參與、協同共治”的治理模式；另一方面，在數據安全、個人隱私保護、消費者權益、技術應用風險以及價值共享等方面，金融科技倫理的作用對象具有一定的特殊性，需要在科技倫理治理體系下進行更有針對性的研判和設計。

　　《規劃》提出“加強金融科技倫理建設”，明確了金融科技倫理制度規則和治理體系的完善目標。基于金融科技倫理問題的一般性和特殊性，從金融機構、行業組織和從業人員的多方主體視角，制定操作性較強的行為規則，諸如“探索設立企業級金融科技倫理委員會，建立金融科技倫理審查、信息披露等常態化工作機制，研究制定金融科技倫理自律公約和行動指南，自覺遵守金融科技倫理要求”等，規范框架已經明確，未來重點就在于有效的落實和執行。趨勢七：金融科技人才培養全面提速，打造金融科技可持續化發展基礎“十四五”時期，加強金融科技人才隊伍建設將成為金融科技創新與數字金融發展的重要抓手。《我國主要城市金融科技人才發展“HOPE”指數》指出，我國的金融科技人才總體上仍處于供不應求的狀態，金融機構和金融科技公司對金融科技人才的需求持續高漲，金融科技人才的流入是城市人才吸引力的“風向標”。從結構差異來看，人才基礎薄弱、產業發展滯后、政策支持不夠、發展環境受限是金融科技人才發展的主要問題。金融科技人才的學科復合背景與復雜的培養過程使得金融科技人才具有更高的流動性，因此，未來其在區域間和區域內的流動性會大幅增加，城市之間的人才爭奪和機構間的人才競爭也會更加激烈。

　　《規劃》圍繞金融科技人才培養，提出了一系列的指導性舉措，對于加強金融科技人才高水平供給具有重要意義。總結起來主要包含四個方面：一是制定人才標準，建設人才高地，打造人才平臺，從機制上形成促進金融科技人才發展的良好支撐；二是優化人才需求，完善人才引進，健全人才評價，為各級政府的金融科技人才政策提出了基本要求；三是建設人才梯隊，健全在職培養，促進雙向交流，明確了政府、企業、金融機構、高校之間的合作育人聯動模式；四是完善激勵機制，打通職業通道，發揮人才價值，突出了以貢獻為導向的金融科技人才成長和激勵引導。總體而言，金融科技人才建設也是金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主要方面，只有更大力度地做好金融科技人才培養，才能為“數字、智慧、綠色、公平”的金融服務提供關鍵支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