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認為，改革開放40年來中國制造取得的成就，特別是民營企業家獲得的成就是由于享受了時代的紅利：大規模市場、廉價勞動力、低成本環境成本等等。這種說法很難說是錯誤的，但卻不是最為關鍵的，因為這種紅利對于所有經濟主體、所有時代都是一樣的，包括外資和那些倒下去的企業家們，以及根本不取用這些紅利的人們，而且這種紅利是一種歷史的自然狀態，之前也一直保持自然的存在。

　　在我看來，中國制造業的崛起源于創造的基因，而非自然的紅利。創造的基因始于中國企業家們饑渴般的學習。

　　基因一：饑渴般的學習

　　喬布斯對于蘋果價值觀的描述：Stay Hungry，就是永遠保持饑渴的狀態，而中國制造業的很多企業家們絕大部分都有這種根深蒂固的基因，因為他們深深的知道，如果不學習，甚至如果不瘋狂的學習，就跟不上這個時代，就隨時可能被淘汰，尤其是改革開放后走上時代舞臺的第一代企業家們，他們大部分都沒有受過良好的、系統的教育，面對羸弱的制造業，見到了歐美發到國家的強大制造業，對于這之間的差距有切膚之痛。

　　2000年前后，任正非到美國考察，到IBM參觀，一下子就被IBM高效而強大的研發管理系統驚呆了，他知道這是正規軍和游擊隊的距離，下定決心，無論花多少銀子也要學會這套管理模式，IBM從來沒有想到有人學這些，更沒有想到是中國的一家小小的民營企業來學習，于是給任正非一個價格：300美元到680美元不等。大家一聽到這個價格覺得也太便宜了點，答案是NO，IBM當時給華為派了70名顧問，這些顧問每小時的收費是在300到680美元不等，這對當時的華為可謂天價，而且他們在華為一呆就是5年時間。據統計，這套研發管理系統讓華為花了足足20億人民幣，這是什么概念？這幾乎是當時華為一年的收入！很多人，估計包括IBM的人，都覺得任正非夠傻的，連個價格一分錢都沒有還。今天，還有誰認為當年的任正非“傻”呢？如果沒有這傻傻的學習，怎么會有今天的華為？

　　我有一位企業家朋友，是江蘇電纜領域的佼佼者，這家企業最早是一家中日合資企業，雙方各占50%股份，使用日本品牌，因為那個時候“日本制造”絕對是品質的通行證。在高層管理方面，日方沒有派一堆人，而是只派了一位總經理過來，具體技術和生產環節倒是相繼派人進行指導。2012年前后，合資到期，日方準備撤走，企業品牌也不能再用日本品牌，只能用中方品牌；日方總經理臨回國前，中方為他餞行，請他吃飯，結果，這個日本人吃飯時酒喝高了。酒后吐真言：“咱們一起工作將近20年，今天我該走了，告訴你們一件事，當時，我被派到中國來的時候，問上司到了中國企業應該怎么干，上司很神秘的說：啥也別說，啥也別干！他心想，這是啥指令啊。到了中國企業以后，他明白了上司的意思，就是不要主動讓中國人學技術”。他回日本幾年后，退休了他回到中國看望這家企業的時候，被驚呆了：離開日本人的管理和技術，這家中國企業干得比以前還要好得多，規模也大了不少，其中國本土品牌也已經成為業內的知名品牌。他盡管很友好，但是內心還是認為，這家企業離不開日本人，結果發現根本不是那么回事。看到他的表情，中方老同事們都開心的笑了：日本人在這的10多年里，我們好好的當好學習，利用一切機會、一切方法、一切時間去學習，因為我們知道，日本人肯定留著一手，只有千方百計的學習，才能獲得真正的能力，才能受人尊重。

　　在制造業內，像這樣狂熱學習的例子很多很多。這正是中國制造崛起的第一個基因。

　　基因二：勤奮致富

　　可能是歷史上見慣了天災人禍，中國人的生存意識極強，勤勞的品質全球公認。華人走到哪里，不管面臨怎樣惡劣的環境，都能夠生存下來，而且生存的很好，往往會成為當地相對富庶、受教育程度較高的族群。依靠勤勞致富，這可能是中國人祖祖代代傳承下來的基因，正像國家領導人提到的“對美好生活的向往”是中國人的共同追求，而且這種追求是靠勤勞獲得的，中國人歷來有“吃得苦中苦，方為人上人”的古訓。

　　有一次，在德國的慕尼黑與一位德國朋友聊天，談到中國人與德國人的比較，我說：在中國人的眼里，德國人勤奮、敬業、遵守規矩，就像工作機器一樣。結果，德國朋友聽了以后，哈哈大笑：周博士搞錯了，跟中國人相比，德國人哪里像機器人，中國人可以自覺工作十幾個小時，而且連續多年如一日，德國人一天工作八小時，一分鐘都不多干，中國人太勤奮了，德國人根本競爭不過中國人。

　　我相信，正是這種勤勞致富的品質和追求，才涌現了一批有一批的創業者，才產生了一批又一批的優秀企業家，也正是這種追求，這批優秀的企業家才能在遇到困難的時候，不后退、不逃避，而是迎難而上，堅持到底。我在嘉善看到了一位70后的汽車零部件企業老板，年收入超過3個億，毛利超過了30%。一種普通的汽車零部件，怎么會有這么高的毛利？等我知道了他每天（不分節假日）都要工作12個小時且沒有啥娛樂愛好的時候、看到了他那分散在三個地方的簡易車間和簡陋的辦公樓的時候，其實心中就有了答案。當他的朋友說：他現在開的這輛寶馬也是在他不斷說服下今年剛剛買的，好幾年都開著一輛破爛不堪的舊車亂跑。當他的朋友說“你手里存那么多現金干啥，投資點的吧”，他的回答是“我只會干這行”。這樣的企業家，我在蘇浙以及山東一帶遇到很多很多。如果他們都像歐美企業家那樣講究，都像某些國內其他行業的大佬迷戀炫富、那么嘚瑟，如果他們也應該度假就度假、應該休息就休息，他們哪里會有今天？難道他們笨嗎？他們往往非常聰明且專業，他們和普通人最大的不同就是罕見的勤勞和專注，以及常說的“苦逼一樣的自律”。

　　這正是中國制造崛起的第二個基因。

　　基因三：敢于創新

　　制造業是不可能依靠自我封閉發展的，只有創新才是唯一正道，而中國制造的成長恰恰就是創新的推動，這里有“敢為天下先”的創新思維、有“不求所有，但求所用”的拿來主義創新，也有“沒有條件，創造條件也要上的”不甘服輸的技術創新，也有“沒有做不到，只有想不到”的客戶需求模式創新。

　　曾幾何時，德國社會學家馬克斯?韋伯在《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一書有一個觀點：新教精神及其形成的倫理是西方資本主義創新機制的根源，同時也得出了另外一個結論：東方的儒家倫理可能是東方不能誕生資本主義的精神根源，而且對現代社會的創新會產生阻礙。這一觀點的提出似乎解釋了西方資本主義工業化創新的崛起以及東方為什么不能誕生現代工業創新體系。其實，這是典型的事后諸葛亮總結式分析。英國歷史學家馬克?泰勒在他的著作《為什么有的國家創新力強》談及20世紀70年代英國歷史學家卡德韋爾闡述的一個定律：從數千年的歷史看，一個國家的創造力只能維持短暫的時期。幸運的是，總有國家接過創新的火炬。作者進而認為，這一現象其實與國家體制沒有什么直接關系，創新更重要的推動力是“國家不安全感”，因為他已經發現，從幾千年的人類看，創新可以發生在任何一種體制中間，只要這種體制活力充沛，有一種生存危機意識，就是所謂的“不安全感”，而中華民族以儒家文化為主體的意識體系中，“居安思危”恰恰是其最低層的邏輯。中華民族之所以能夠繁衍數千年，中華文明之所以沒有出現斷裂，與這種根深蒂固的危機意識有關。而上世紀70年代末的改革開放全年釋放了民族的這種危機意識，刺激了我們的企業家群體“只爭朝夕”、“數風流人物，還看今朝”的創新意識和創新行為。

　　這一基因，仍然是中國制造業企業家在新時代取得新成就的基礎推動力。

　　讓這個社會珍惜中國民營企業家吧，他們是勞動者中的佼佼者。

　　以下文章來源于國裝智庫 ，作者周永亮

　　國裝智庫：國裝智庫是由國家級裝備制造業首席智庫----國資委機械工業經濟管理研究院聯合一批裝備制造業領域的資深專家、行業領軍企業、大型投資機構共同發起成立的先進制造業與裝備制造業智庫平臺。